文/覃百灵

今读《鲁迅杂文书信选》，看一篇《知难行难》文，知鲁迅先生书此文概缘于其斥胡适先生的《“知难，行也不易”》一文之谬而成。从中亦得知孙文先生也曾抒发过“知难行易”之叹。他们在争论什么呢？据说是为了什么主义罢，也听闻还闹到文殊伐异，势不两立的地步。对此，孰是孰非，各有各说。近年来似有胡说盛于鲁论之虞。对于那场发生于二十世纪前期的“文化”论战而言，吾辈知之不深，但延续至六十、七十年代的“文革”却也记忆犹新。非左则右，非红则黑，非革命则反革命的时代却也是史有先例的。

“知难”、“行难”抑或“知行皆难”？“知易”、“行易”抑或“知行皆易”，恐怕惟求知者，抑或践行者才真知。斗字不识者，苦要其读懂《圣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马列》之类的书，恐是难于上青天的。满腹经纶者，硬要其劳于烈日，耕于陇下，也是要命的事。于是乎何谓难？体事者知之，莫衷一是。

知与行，究竟孰易孰难？就个人而言，本为一体，亦易亦难；就社群而言，因人而异，知行合一皆难；从人类认识进化而论，行易于知；用唯物辩证法论，则知源于行，行寓于知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本无难易之分。然而，敢问世间何人、何事、何知、何行，易？

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于广州